在1941年左右，鲁北地区国民党势力相当大。德县由张国基的二路军掌控，德平则有曹振东的保安五旅驻守。齐河和济阳是赵七旅的地盘，商河则由李光明的八旅控制。那时候，临邑县政府经常打交道的主要是国民党商河县长张毓贤和曹振东的保安五旅。

1941年冬天，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行动越来越密集，他们不断修建封锁沟，拼命推行“铁路做柱子，公路当链条，据点当锁头”的三角围剿策略。那会儿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国民党高级军官投敌的消息，他们的部队摇身一变成了伪军。有的国民党军一部分驻守据点，另一部分却打着抗日的幌子。还有的部队两面讨好，扫荡时跟着鬼子打八路军，等扫荡结束又换上抗日的旗号。

国民党军队在各地不断制造冲突，暗中残害抗日战士，甚至禁止我方部队进入他们的控制区域……

皖南发生了惨案，新四军在茂林被围攻。这消息传到鲁北后，当地流传起两首歌，其中一首叫《皖南泪》，歌词是：

亲日分子暗中算计忠诚之士，皖南的新四军遭受重创，连续激战八天八夜，弹药耗尽、粮食断绝，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染红了长江。自此，江南大地失去了守护，百姓如同失去了父母。同志们！江南同样是我们的家园，那里有我们深爱的亲人，我们不能坐视他们被敌人蹂躏，我们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将日本侵略者赶回他们的老巢。

为了促使国民党参与抗日，我们鲁北地区的军民还在举行大型集会，高喊口号表示支持，热烈欢迎他们加入抗战。临邑县政府也组织了农民大会进行宣传，会议进行到一半，发言人正说到“热烈欢迎第五旅投入抗日……”，突然接到上级消息：曹振东已经公开叛变投敌了。

我们抗日队伍在临邑和德平交界地带行动非常艰难，还经常遭到敌对势力的追捕和杀害。

某天，侦察班长李恒昌前往临北执行任务，目的是摸清曹五旅和日军的联合行动。当晚天气恶劣，阴雨绵绵，他迷失了方向。以往夜行时，他靠星星和月亮辨别方位，但阴雨天没有月亮，就只能通过触摸树木和大土块来判断方向。这次由于阴雨，树木的阴面和阳面温度没有区别，土块也难以辨认。他只好采用老办法，寻找各村的庙门，因为庙门通常朝南，可以借此分辨东西南北。但这次却意外遇到一座倒坐的观音庙，庙门朝北而非朝南。

李恒昌那时没能察觉到方向搞反了，以为自己在往南走，实际上却是在往北行进。

快要走进一个大村庄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口令，接着一支带刺刀的步枪拦在面前。李恒昌见势不妙，左手猛地推开对方的枪，右手掏出驳壳枪就要射击，谁知子弹卡壳，枪没打响。他立即转身就跑，后面连开两枪，但天黑没打中。几个敌兵紧追不舍，李恒昌对地形不熟，跑不了多远就看见一片松柏林，赶紧抱住一棵柏树藏身。追兵只顾查看树林间的空地，没注意到树后有人，匆匆跑过。全靠李恒昌机灵应变，这才侥幸脱险，安全返回。

临邑县政府和商河县长张毓贤之间仍保持着联系，这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算是难得的合作关系。专署秘书主任王亦山因徐县长重伤而暂代县长职务。有一阵子，临邑县政府和张毓贤的部队住在相邻的村子，张毓贤设宴邀请，让王亦山带着县政府科长以上的人员参加。李兴民当时是临邑县政府的人教科长，也去了。到了张毓贤那里，他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无论是衣着、饮食还是住宿，都比临邑的艰苦环境要好得多。

王主任被请到张的座位，突然觉得脖子发痒，便习惯性地一抓，竟抓到一只大虱子。这在我们的抗战队伍里再平常不过了。因为条件艰苦，大家常年不换衣服、不洗澡，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所以虱子被大家戏称为“革命虫”。每次行军到驻地，大家都会在灯下抓虱子。开会时，油灯旁也成了捉虱子的场所，抓到虱子就丢进油里烧，噼啪声像放鞭炮，只是声音小些。有些人虱子特别多，走路时都能随手抓到，用牙咬破。

不过当着国民党县长的面抓跳蚤确实不太合适，王主任明白这点，就把跳蚤放回衣服里。可吃饭时浑身不自在，也只能强忍着，打算等回住处再处理。当然，之前抓到的那个已经放回去了。

党中央针对当时的局势，制定了打击顽固派、拉拢中间力量的方针。我军在鲁北地区率先对张国基的第二路军发起进攻，随后调集主力向东推进，打击刘景良的保安师。1942年春节期间，我军先在齐河县大代庄与赵七旅交战，随后在济阳三区的前后张彻底歼灭赵七旅，击毙旅长赵芙亭及其担任主力团团长的弟弟。一度在鲁北地区猖獗的顽固势力因此有所收敛。我军乘势南下，开辟齐河、济阳地区，向济南逼近。

在抗日战争之前，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支持者主要是各县的地主、乡绅、小官员，以及一些思想保守的知识分子。以济阳县为例，主要的势力包括孙耿镇的赵家、回河镇的何家、垛石桥区的高惠卿，以及四区皂李庄的张家和崔家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地方势力纷纷投靠日本。比如，皂李庄的崔长西当上了济阳大队长，路家桥的路北岩担任自卫团长，路序秋成为伪区长。皂李庄的张晋之对共产党怀有极大仇恨，他投靠伪团长张启道，当上副手，专门对付共产党。临邑县委的李善斋就是被张晋之抓捕后交给日本人杀害的。这些人跟那些手握枪杆子的人勾结在一起。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装，但他们躲在家里，暗中利用日伪和顽固势力操控地方，互相配合，通过散布谣言来破坏和污蔑我们的军政人员。

那时候，我们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因为环境越来越差，一些战士开始动摇，家庭观念也越来越重。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为了抗战，抛弃家庭观念。”国民党的特务们就趁机散布谣言：北方有些地方，原来的村子住的人都变了，有个八路军战士，三个月没回家，回去一看，村里的人都不认识了，连自己家住的也是陌生人。一问才知道，这些人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原来的村民都搬到别处去了。这个战士找了很久，终于在村口看到自己的妻子在站岗，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妻子回答说：“为了抛弃家庭观念。”

有些人对八路军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敌意。皂李庄后街住着地主五大院，他们都是读书人，祖上曾有功名，而前街大多是贫苦人家。邻村人常说：“前街的人靠打草为生，后街的人整天遛鸟。”1941年底，八路军主力在皂李庄住了一晚，天亮前就转移了。五大院的张家哲早上出门遇到同族的弟弟老五，便问：“你家住八路军了吗？”老五回答：“住了一个班。”张家哲又问：“他们怎么样？”老五说：“挺好的……”张家哲斜着眼，冷笑道：“哼……好？好什么？一进门就要针要线，还要筷子、勺子、碗，真是麻烦！半夜还起来，一转身就随地小便！”他的话里几乎每句都带着脏字，老五听完不敢反驳，转身就跑了。

老百姓对抗日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有什么看法？老百姓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得出了一个结论：“宁愿让八路军住进家里，也不愿让国民党军来一次。”凡是八路军住过的地方，临走前都会把院子打扫干净，把水缸装满水。队伍集合好后，还会专门留一个人，找到房东检查有没有借的东西没还，有没有损坏的东西没赔。临走时还会跟房东说，如果有态度不好或说话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提意见。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老百姓却说国民党军有“三不拿”：不值钱的不拿，搬不动的不拿，看不见的不拿。

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形势多么危急，我们的部队始终坚持遵守群众纪律，绝不越雷池一步。

1941年冬天，七专署的通讯员小张来到德平和陵县交界处的营地。其他通讯员都拿到了物资，他却没要到，只能和科长一起受冻。晚上冷得受不了，他想起老百姓说过，冬天部队来的时候，开门送被子都不容易，所以专门在客堂和磨房各放了一床被子，谁来了就自己拿。老百姓还说，这招对付八路军还行，但对五旅就不管用。五旅是曹振东的顽军，他们要求新被子，态度还很恶劣，不敲门不敲墙，直接用脚踹门。里面问是谁，他们就大声喊：“五旅。”屋里人赶紧送上新被子，不然五旅的兵闯进来会很麻烦，有时还会捣乱。夜深了，小张觉得拿被子太麻烦，就跑到一户人家踹了下门，里面问是谁，他也学着喊：“五旅。”果然顺利拿到了被子。

隔天，这事儿被村民们怀疑并举报了，其他通讯员透露是小张干的。机关指导员得知他违反群众纪律后，中午就在广场召集大会，向村民宣布小张为了拿被子用五旅吓唬人的行为，决定对他进行公开批评，要求他向村民当面道歉，并关禁闭一天。

话音刚落，旁边一位老人接过话茬：“八路军总爱违反纪律，可五旅从来就没出过这种问题。”大家听了都愣住了，指导员温和地问老人：“您觉得五旅为什么不会违反纪律？”老人转向村民们，说道：“这不明摆着嘛，五旅根本就没有纪律，还违反什么纪律。”这话一出，逗得大伙儿都乐了。